第六章  谋攻定局  （68）新的规则 (第2/2页)

怀特站在会议厅的角落里，看着凯恩斯被各国代表簇拥着，心中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那里面有对昔日偶像的敬意，有对落魄贵族的怜悯，但更多的是一种历史性的亢奋。他知道，今天，在这里，在这个新罕布什尔州的避暑小镇，世界权力的权杖即将易手。而他，哈利·怀特，一个立陶宛犹太移民的儿子，将是那个从旧神手中接过火炬的人。
　　
　　在这场事关战后世界金融经济乃至政治军事领导权的博弈中，作为英国首席谈判代表的凯恩斯同样清楚，英国已面临经济与军事影响力双重衰退的困境。若再失去金融力量的支撑，大英帝国就得让出世界霸主宝座，由更具实力者接过权杖。
　　
　　但他不能就这样认输。他是凯恩斯，是《通论》的作者，是挽救了大萧条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思想巨匠。如果连他都保不住英镑的地位，那大英帝国最后的一点尊严也将荡然无存。
　　
　　凯恩斯便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建立“国际清算同盟“计划。他站在发言台前，声音洪亮而富有磁性，像一位指挥家在驾驭一支交响乐团。他描绘了一个宏大的蓝图：由国际清算同盟取代各国中央银行，发行一种名为“班科“的统一世界货币，恢复多边清算，取消双边结算。参与国的份额则很巧妙——按照1937年至1939年，即德国入侵波兰前三年的进出口贸易平均值计算。
　　
　　“这样一来，“凯恩斯微笑着环视全场，手指轻轻敲击着讲台边缘，“整个英联邦所占的份额比例可高达百分之三十五。这不是偏袒，而是基于历史贸易数据的客观计算。“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美国代表席上的怀特，那眼神里有一种学者式的傲慢，仿佛在说：你看，这才是真正公平、理性、超越国家私利的国际主义方案。
　　
　　凯恩斯的目的一目了然：维持英国作为世界金融体系的管理者，并延续英镑的国际主导地位。但他并非不识时务之人。他清楚无法阻挡美国的强势崛起——美国的工厂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生产着全世界一半的工业品，美国的黄金储备已经超过了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二，美国的军队正在太平洋和欧洲两线同时推进。故他愿让出部分权益削弱美元的影响力，与美国分享国际金融领导权。
　　
　　这是一种绅士的妥协，一种贵族的让步。凯恩斯在心中盘算：让美国成为第一股东，但英国保留否决权；让美元与黄金挂钩，但班科作为记账单位与英镑保持特殊关系。这样，大英帝国虽然不再是唯一的主人，但至少还是共治者，还是董事会里的资深合伙人。
　　
　　怀特则作为美国战后世界经济重建的首席设计师被推到前台做挑战者。
　　
　　当他第一次走上发言台时，会议厅里响起了一阵礼貌但稀疏的掌声。与凯恩斯出场时的全场起立相比，这显得寒酸而冷淡。但怀特不在乎。他打开公文包，取出那份厚厚的计划书，手指因为紧张而微微发白，但声音却异常沉稳。
　　
　　“先生们，“他开口了，带着一种新英格兰地区特有的、略带鼻音的口音，“美国提出的方案，核心是按照存款原则建立一支国际货币稳定基金。“
　　
　　他展开图表，用教鞭指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和箭头。基金份额与表决权的权重，根据会员国的黄金外汇储备、国际收支及国民收入等因素决定。基金采用货币则以美元锚定黄金，以美元成为唯一指定的黄金可兑换货币方式确立。
　　
　　“三十五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怀特的声音在会议厅里回荡，“这一比率将在可预见的未来保持稳定。而美国，作为基金最大的出资方，将承担维护这一体系稳定的最大责任。“
　　
　　谁都明白，美国是世界当下最大的债权国与黄金储备国。怀特的方案明显就是为了取代英镑确立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王者地位，再由美国一手掌控这个基金组织，从而获得统治国际金融领域的权杖。
　　
　　这不是分享，这是接管。不是共治，是臣服。
　　
　　作为会场最闪耀的经济学大家，凯恩斯一开始并不把名不见经传的怀特放在眼里。
　　
　　在最初的几次闭门磋商中，凯恩斯甚至以一种近乎慈祥的态度对待这个“后辈“。他会在茶歇时主动走到怀特身边，递给他一杯咖啡，然后用那种剑桥导师式的语调说：“怀特博士，你的方案在技术上很精巧，但你似乎忽略了金本位制的内在不稳定性。难道你忘了1929年的教训吗？“
　　
　　更何况两年前，凯恩斯就通过一个特殊渠道看过怀特这个计划蓝本。那是1942年，怀特草案还在酝酿阶段，一份副本神秘地出现在了英国财政部的办公桌上。深谙宏观经济规律的他，当时就坐在伦敦财政部的地下室里——那里是为了躲避德国空袭而设的临时办公室——借着昏暗的灯光仔细阅读了这份蓝图。
　　
　　他很清楚，不管金块本位制还是金汇兑本位制都有先天缺陷。黄金产量的增长赶不上世界贸易的扩张，导致长期的通缩压力；各国为了维持金平价，不得不牺牲国内就业目标；而投机性资本流动则像定时炸弹，随时可能摧毁脆弱的汇率体系。美国人力推的美元以黄金为锚的双本位制度同样如此——它把全球经济的命脉系于一种贵金属的偶然发现，系于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这不是进步，是另一种形式的枷锁。
　　
　　而且，美国真有那么多黄金储备吗？凯恩斯很怀疑。他看过美国的黄金储备数据，虽然庞大，但如果战后各国都蜂拥而至要求兑换，那这座黄金堡垒是否真的能抵御挤兑的浪潮？他记得1931年英镑脱离金本位时的恐慌，记得1933年美国本土的银行挤兑潮。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会押韵。
　　
　　凯恩斯随即以他雄辩的才能，将事实与逻辑以超人般的方式捏合，抓住怀特计划的短板予以猛烈抨击。
　　
　　“怀特博士的方案，“凯恩斯站在发言台上，双手撑在讲台边缘，身体微微前倾，像一头蓄势待发的雄狮，“本质上是用一种民族主义货币（美元）取代另一种民族主义货币（英镑），来充当世界经济的锚。这不是国际主义，这是美国霸权主义的经济版本！“
　　
　　他挥舞着手臂，声音在彩色玻璃窗之间回荡：“你们说要稳定汇率，可你们的稳定是建立在美国的贸易顺差和黄金垄断之上的！当美国出现衰退，当美国的货币政策转向紧缩，全世界都要跟着感冒！你们的基金，不是世界的基金，是华尔街的基金！“
　　
　　他的话语像一把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解剖着怀特方案的每一个软肋：对债务国缺乏足够的融资机制、对贸易失衡的调节功能不足、对资本管制的忽视、以及——最致命的——赋予美国事实上的否决权。一度，凯恩斯牢牢压制着怀特，占据着辩论的领先。许多小国的代表频频点头，被凯恩斯那种超越国家私利的国际主义情怀所打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