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第二章，剥皮 (第1/2页)
第四卷·第二章剥皮
一
1936年10月21日。凌晨两点。梧州。西江岸边。余婉君住所。
李济深蹲在王亚樵的尸体旁边。手帕盖着那张被剥了皮的脸。白的。红的。黑的。混在一起。像一堆被踩烂的果子。他攥着那颗扣子。铜的。圆的。刻着“南满”。背面刻着“八”。旁边刻着“王亚樵”。真的“八”。他攥着。攥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对郑抱真说。
“把九哥抬回去。用白布包好。不要碰他的脸。不要碰他的手。不要碰他手里的扣子。那颗扣子。是他的。谁都不许动。”
郑抱真点了点头。他蹲下来。拿白布。把王亚樵裹起来。白布是新的。白的刺眼。裹上去的时候。血渗出来。红了一片。像一朵花。开在白布上。开了。越开越大。郑抱真咬着牙。没出声。他把王亚樵抬起来。放在门板上。抬走了。
李济深站在屋里。他看着余婉君的尸体。倒在里屋门槛上。脖子上有一道口子。血淌了一地。眼睛睁着。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只壁虎。趴着。不动。他蹲下来。把余婉君的眼皮合上。然后他站起来。对郑抱真说。
“余婉君。也抬走。用白布包好。跟她男人一样。不要碰她的脸。不要碰她的手。不要碰她身上的东西。”
郑抱真点了点头。他蹲下来。拿白布。把余婉君裹起来。抬走了。
李济深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屋里。煤油灯灭了。黑暗里。他听见西江的水声。哗啦。哗啦。像有人在哭。他攥着那颗扣子。铜的。凉的。他攥着。攥了很久。然后他转过身。往门口走。走到门口。他停下来。没回头。
“郑抱真。”
“在。”
“九哥昨天写的那首词。在枕头底下。拿来。”
郑抱真跑回去。过了一会儿。跑回来。手里攥着一张纸。纸上写着《念奴娇·困梧州》。字迹潦草。但每一笔都清楚。李济深把词接过来。看了一遍。看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停住了。
最后一句是：“鸥蒙山重。北顾延河非孤云。”
他问郑抱真：“延河。是什么地方？”
郑抱真说：“延安。”
李济深把纸折起来。塞进兜里。他看着窗外。雾更厚了。
“九哥想投延安。他给周恩来写了信。我写了推荐函。”
他转过身来。
“郑抱真。你听着。九哥的死。跟戴笠有关。但不止戴笠。”
“您是说——”
李济深把掌心里的扣子举起来。
“这个扣子。是从皇姑屯来的。张作霖死的时候。有一颗。铁轨边有两颗。奉天棺材铺有一颗。济南有一颗。刘维周肚子里有一颗。阮玲玉棺材里有一颗。现在是第八颗。九哥手心里。”
“第八颗。还差几颗？”
“不知道。”
李济深把扣子收起来。
“但我知道一件事。这颗扣子不是戴笠留的。戴笠没这个习惯。留扣子的人。跟了这件事八年了。从皇姑屯跟到梧州。从东北跟到广西。”
“他是谁？”
李济深没回答。他走到门口。看着西江。江面上有雾。雾很厚。看不见对岸。他看了三秒钟。然后转过身。对郑抱真说。
“你去找一个人。他叫韩志远。他在北平。张学良身边。帅府卫队。左手小指缺了一截。你找到他。告诉他。九哥死了。扣子在他手心里。第八颗。你问他。真的‘八’。在谁手里。”
郑抱真点了点头。他转身要走。
“等等。”
李济深叫住了他。
“你告诉他。九哥死之前。写了一首词。最后一句是‘北顾延河非孤云’。延河。是延安。九哥想投延安。他给周恩来写了信。我写了推荐函。词在枕头底下。现在在我手里。让他来拿。”
郑抱真走了。李济深一个人站在门口。攥着那颗扣子。铜的。凉的。刻着“南满”。背面刻着“八”。旁边刻着“王亚樵”。真的“八”。他攥着。攥了很久。然后他把扣子收起来。装进兜里。贴着心脏。他转过身。往李圩子方向走。走了三步。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余婉君的房子。门开着。里面是黑的。像一张嘴。张着。等着吃人。
二
同一天。凌晨四点。南京。戴笠办公室。
戴笠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摆着一份电报。电报是梧州站发来的。上面写着：“已办妥。脸皮剥下。扣子在手心。”
他把电报烧了。他看着纸灰飘起来。碎了。他坐在椅子上。面前摆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四个年轻人。穿着军装。站在一个土坡前面。四个人都笑着。笑得很难看。因为那时候天很冷。风很大。照相的人喊“笑一笑”。他们咧了咧嘴。就拍下来了。
戴笠看着照片上王亚樵的脸。那张脸在笑。嘴角往上翘着。眼睛眯着。他在湖州的时候。王亚樵最爱笑。笑起来声音很大。哈哈哈的。震得土墙掉灰。
戴笠拿起钢笔。笔尖在照片上停了一下。然后他画了一个叉。叉在王亚樵的脸上。墨迹洇开了。王亚樵的笑脸被黑墨水盖住了。
戴笠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了一行字。是他自己的笔迹。写的是：“民国十三年。湖州。四人结拜。王亚樵、戴笠、胡宗南、胡抱一。”
他拿起笔。在“王亚樵”三个字上。又画了一个叉。然后他把照片放在桌上。他看着那个被墨水盖住的脸。
“大哥。”
他说。声音很轻。只有他自己听得见。
“你别怪我。”
然后他拉开抽屉。抽屉里放着一颗扣子。铜的。圆的。刻着“南满”。背面刻着“十”。他把扣子拿出来。放在桌上。跟照片并排。他看着那颗扣子。看了很久。然后他把扣子攥在手心里。铜的。凉的。他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南京的夜。黑黢黢的。他想起王亚樵说过的一句话。
“雨农。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戴笠攥紧了扣子。铜的棱角硌着掌心。他转过身。走到书桌前。拿起电话。摇了三圈。
“喂。接线员。接梧州。找陈资平。”
电话通了。陈资平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很低。很沉。
“局座。办妥了。”
“脸皮呢？”
“带回来了。用石灰腌着。装在木匣子里。”
“扣子呢？”
“在九哥手心里。第八颗。真的。刻着‘八’。旁边刻着‘王亚樵’。”
“你拿了没有？”
“没有。李济深来了。他把扣子拿走了。我没敢动。”
戴笠攥紧了听筒。指头关节发白。
“李济深拿走了？”
“拿走了。他蹲在九哥旁边。把九哥的手指头一根一根掰开。把扣子拿走了。装进兜里。贴着心脏。”
戴笠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长到陈资平以为他挂了。
“陈资平。你听着。那颗扣子。是第八颗。真的。李济深拿走了。他拿走了也没用。真的‘八’。在阮玲玉手里。阮玲玉手里有五颗真的。一颗‘零’。一颗‘六’。一颗‘八’。两颗‘十’。五颗。都在她手里。李济深手里那颗。是假的。我刻的。我镀的。我换的。假的。”
陈资平在电话那头沉默了。更长。长到戴笠以为他挂了。
“局座。您说的是真的？”
“真的。李济深手里那颗。是假的。真的‘八’。在阮玲玉手里。阮玲玉活着。她手里有五颗真的。她活着。毛人凤就睡不着觉。她活着。我就赢。”
陈资平在电话那头笑了。很轻。像一根线在抖。
“局座。我杀。”
电话挂了。戴笠把听筒放下。他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南京的凌晨。天还没亮。黑黢黢的。像一口锅底。他看了三秒钟。然后转过身。走到书桌前。坐下来。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
“王亚樵。你死了。第八颗扣子。在你手心里。但真的‘八’。在阮玲玉手里。你白死了。”
他把纸折起来。塞进西装内兜。贴着心脏的位置。和那颗“十”放在一起。他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南京的凌晨。他看着那些黑暗。看了很久。然后他笑了。嘴角往上翘。但眼睛没动。像一块石头刻出来的。
三
同一天。早上六点。北平。铁狮子胡同。张学良公馆。书房。
张学良坐在书桌后面。桌上摆着四颗扣子。一颗“十”。一颗“四”。一颗“七”。一颗“八”。四颗真的。都在他手里。他面前站着赵四。赵四刚从梧州回来。浑身是汗。喘着气。嘴唇干裂了。像一块干树皮。
“少帅。九哥死了。脸皮被剥了。扣子在他手心里。第八颗。”
“我知道。”
“李济深拿走了扣子。装进兜里。贴着心脏。”
“我知道。”
“他让我告诉您。九哥死之前。写了一首词。最后一句是‘北顾延河非孤云’。延河。是延安。九哥想投延安。他给周恩来写了信。李济深写了推荐函。词在枕头底下。现在在李济深手里。让您去拿。”
“我知道。”
赵四的瞳孔缩了。
“少帅。您都知道？”
“我都知道。王亚樵死了。脸皮被剥了。扣子在他手心里。第八颗。李济深拿走了。他拿走了也没用。真的‘八’。在阮玲玉手里。阮玲玉手里有五颗真的。一颗‘零’。一颗‘六’。一颗‘八’。两颗‘十’。五颗。都在她手里。李济深手里那颗。是假的。戴笠刻的。戴笠镀的。戴笠换的。假的。”
张学良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北平的早上。天亮了。太阳出来了。照在院子里。照在老槐树上。照在光秃秃的枝桠上。他看了三秒钟。然后转过身。走到书桌前。拿起电话。摇了三圈。
“喂。接线员。接上海。找阮玲玉。”
电话通了。阮玲玉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很轻。很软。像一根线。但今天。那根线不抖了。稳了。
“少帅。什么事？”
“阮玲玉。王亚樵死了。脸皮被剥了。扣子在他手心里。第八颗。李济深拿走了。他拿走了也没用。真的‘八’。在你手里。你手里有五颗真的。一颗‘零’。一颗‘六’。一颗‘八’。两颗‘十’。五颗。都在你手里。”
阮玲玉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钟。
“少帅。我手里的‘八’。是真的？”
“真的。”
“那李济深手里那颗‘八’呢？”
“假的。”
“那戴笠手里那颗‘八’呢？”
“也是假的。”
阮玲玉的呼吸停了。
“三颗都是假的？”
“三颗都是假的。真的‘八’。在你手里。韩志远刻了三颗。一颗给了你。一颗给了戴笠。一颗给了李济深。三颗。都是真的。但他把真的和假的换了。真的在你手里。假的在戴笠手里。假的在李济深手里。他不知道。戴笠也不知道。李济深也不知道。只有韩志远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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