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第七章，九哥出殡 (第1/2页)

第四卷·第七章九哥出殡
　　
　　一
　　
　　1936年10月25日。清晨五点。梧州。西江岸边。李圩子。堂屋。
　　
　　王亚樵的尸体停在门板上。白布裹着。裹了三层。最外面一层是李济深从自己屋里拿出来的。灰绸的。旧了。但干净。他把白布掀开一角。露出王亚樵的手。右手。攥着。攥得很紧。指头僵了。像五根铁钉。弯着。扣着。手心里什么都没有。扣子被李济深拿走了。但手还是攥着。攥着空气。攥着那个形状。圆的。铜的。刻着“南满”。第八颗。真的“八”。在阮玲玉手里。他手里什么都没有。但他攥着。
　　
　　李济深把手放回去。白布盖上。他蹲在门板旁边。看着王亚樵的脸。脸被手帕盖着。手帕底下是一张被剥了皮的脸。红的。白的。黑的。混在一起。他看了三秒钟。然后站起来。对郑抱真说。
　　
　　“棺材呢？”
　　
　　“到了。楠木的。四寸独板。上了七道漆。黑的。亮的。像一面镜子。”
　　
　　“抬进来。”
　　
　　郑抱真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四个人抬着一口棺材进来。楠木的。四寸独板。上了七道漆。黑的。亮的。像一面镜子。棺材盖上刻着字。李济深走过去。看了一遍。上面刻着：“王亚樵。字九光。安徽合肥人。生于一八八九年。卒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
　　
　　李济深说。
　　
　　“刻错了。生于一八八七年。卒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他活了四十九岁。不是四十七岁。”
　　
　　刻字的师傅愣了一下。然后点头。他拿凿子。把“一八八九”改成“一八八七”。把“四十七”改成“四十九”。李济深看了三秒钟。然后说。
　　
　　“抬进去。”
　　
　　四个人把王亚樵抬起来。放在棺材里。白布裹着。灰绸的。旧了。但干净。李济深蹲下来。把白布掀开一角。露出王亚樵的手。右手。攥着。攥得很紧。指头僵了。像五根铁钉。弯着。扣着。手心里什么都没有。但他攥着。李济深看了三秒钟。然后他把白布盖上。把棺材盖合上。拿钉子。钉了三根。左。中。右。每钉一根。他就说一句。
　　
　　“九哥。第一根。钉住你的身。第二根。钉住你的魂。第三根。钉住你的仇。你活着。你报仇。你死了。我替你报。”
　　
　　他钉完第三根。站起来。看着棺材。黑的。亮的。像一面镜子。镜子里有他的脸。白的。老的。眼睛红了。但他没哭。他咬着牙。嘴唇在抖。
　　
　　“郑抱真。”
　　
　　“在。”
　　
　　“备车。送九哥回上海。他生前说过。他死了。要回上海。回斧头帮。回他的兄弟们身边。”
　　
　　郑抱真点了点头。他转身要走。
　　
　　“等等。”
　　
　　李济深叫住了他。
　　
　　“你告诉上海。九哥死了。脸皮被剥了。扣子在他手心里。第八颗。真的‘八’。在阮玲玉手里。不在九哥手里。不在余婉君手里。不在戴笠手里。不在我手里。在阮玲玉手里。你告诉上海。九哥的丧事。阮玲玉要来。她手里有五颗真的。一颗‘零’。一颗‘六’。一颗‘八’。两颗‘十’。五颗。都在她手里。她来。她送九哥最后一程。”
　　
　　郑抱真走了。李济深一个人站在堂屋里。看着棺材。黑的。亮的。像一面镜子。他看了三秒钟。然后转过身。走到门口。看着西江。江面上有雾。雾很厚。看不见对岸。他看了三秒钟。然后转过身。走到书桌前。拿起电话。摇了三圈。
　　
　　“喂。接线员。接上海。找阮玲玉。”
　　
　　电话通了。阮玲玉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很轻。很软。像一根线。但今天。那根线不抖了。稳了。
　　
　　“李**。什么事？”
　　
　　“阮玲玉。九哥出殡。明天。上海。斧头帮。你来。你送九哥最后一程。”
　　
　　阮玲玉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钟。
　　
　　“李**。我来。”
　　
　　“你手里有五颗真的。一颗‘零’。一颗‘六’。一颗‘八’。两颗‘十’。五颗。都在你手里。九哥手里什么都没有。但他攥着。攥着那个形状。圆的。铜的。刻着‘南满’。第八颗。真的‘八’。在你手里。不在他手里。不在余婉君手里。不在戴笠手里。不在我手里。在你手里。你来。你送九哥最后一程。你告诉他。真的‘八’在你手里。他白死了。但他没白死。他留下了真相。你活着。你手里有五颗真的。你活着。毛人凤就睡不着觉。你活着。他就输。”
　　
　　阮玲玉在电话那头笑了。很轻。像一根线在抖。
　　
　　“李**。我来。我送九哥最后一程。”
　　
　　二
　　
　　同一天。早上八点。上海。新闸路。沁园村。阮玲玉寓所。客厅。
　　
　　阮玲玉坐在客厅里。面前摆着五颗扣子。一颗“零”。一颗“六”。一颗“八”。两颗“十”。五颗真的。都在她手里。她攥着。攥了很久。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上海的早上。太阳出来了。照在弄堂里。照在晾衣杆上。照在旗袍上。照在衬衫上。照在每一个走过的人身上。她看了三秒钟。然后转过身。走到书桌前。拿起电话。摇了三圈。
　　
　　“喂。接线员。接北平。找张学良。”
　　
　　电话通了。张学良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很沉。像一夜没睡。但今天。那个声音里有一丝笑意。
　　
　　“阮玲玉。什么事？”
　　
　　“少帅。九哥出殡。明天。上海。斧头帮。李济深让我去。我送九哥最后一程。”
　　
　　张学良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钟。
　　
　　“阮玲玉。你去。你送九哥最后一程。你手里有五颗真的。一颗‘零’。一颗‘六’。一颗‘八’。两颗‘十’。五颗。都在你手里。九哥手里什么都没有。但他攥着。攥着那个形状。圆的。铜的。刻着‘南满’。第八颗。真的‘八’。在你手里。不在他手里。不在余婉君手里。不在戴笠手里。不在李济深手里。在你手里。你去。你送九哥最后一程。你告诉他。真的‘八’在你手里。他白死了。但他没白死。他留下了真相。你活着。你手里有五颗真的。你活着。毛人凤就睡不着觉。你活着。他就输。”
　　
　　阮玲玉在电话那头笑了。很轻。像一根线在抖。
　　
　　“少帅。我去。我送九哥最后一程。”
　　
　　电话挂了。阮玲玉把听筒放下。她转过身。看着窗外。窗外是上海的早上。太阳出来了。照在弄堂里。照在晾衣杆上。照在旗袍上。照在衬衫上。照在每一个走过的人身上。她笑了。嘴角往上翘。笑得很难看。但她在笑。她活着。她手里有五颗真的。她活着。她赢了。
　　
　　三
　　
　　同一天。中午十二点。南京。军统局本部。戴笠办公室。
　　
　　戴笠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摆着一份电报。电报是梧州站发来的。上面写着：“王亚樵明日出殡。上海。斧头帮。李济深主持。阮玲玉出席。”
　　
　　他把电报烧了。他看着纸灰飘起来。碎了。他坐在椅子上。面前摆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四个年轻人。穿着军装。站在一个土坡前面。四个人都笑着。笑得很难看。因为那时候天很冷。风很大。照相的人喊“笑一笑”。他们咧了咧嘴。就拍下来了。
　　
　　戴笠看着照片上王亚樵的脸。那张脸在笑。嘴角往上翘着。眼睛眯着。他在湖州的时候。王亚樵最爱笑。笑起来声音很大。哈哈哈的。震得土墙掉灰。
　　
　　戴笠拿起钢笔。笔尖在照片上停了一下。然后他画了一个叉。叉在王亚樵的脸上。墨迹洇开了。王亚樵的笑脸被黑墨水盖住了。
　　
　　戴笠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了一行字。是他自己的笔迹。写的是：“民国十三年。湖州。四人结拜。王亚樵、戴笠、胡宗南、胡抱一。”
　　
　　他拿起笔。在“王亚樵”三个字上。又画了一个叉。然后他把照片放在桌上。他看着那个被墨水盖住的脸。
　　
　　“大哥。”
　　
　　他说。声音很轻。只有他自己听得见。
　　
　　“你别怪我。”
　　
　　然后他拉开抽屉。抽屉里放着一颗扣子。铜的。圆的。刻着“南满”。背面刻着“十”。他把扣子拿出来。放在桌上。跟照片并排。他看着那颗扣子。看了很久。然后他把扣子攥在手心里。铜的。凉的。他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南京的中午。叶子黄了。风一吹。落了一地。他看了三秒钟。然后转过身。走到书桌前。拿起电话。摇了三圈。
　　
　　“喂。接线员。接上海。找陈资平。”
　　
　　电话通了。陈资平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很低。很沉。
　　
　　“局座。什么事？”
　　
　　“陈资平。王亚樵明天出殡。上海。斧头帮。李济深主持。阮玲玉出席。你去。你带人。你混进斧头帮。你看着阮玲玉。她手里有五颗真的。一颗‘零’。一颗‘六’。一颗‘八’。两颗‘十’。五颗。都在她手里。她活着。真的‘零’和真的‘六’和真的‘八’就在。她活着。毛人凤就睡不着觉。她活着。我就赢。你看着她。你不要让她死。她死了。真的‘零’和真的‘六’和真的‘八’就没了。真的‘零’和真的‘六’和真的‘八’没了。毛人凤就赢了。毛人凤赢了。我就输了。”
　　
　　陈资平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长到戴笠以为他挂了。
　　
　　“局座。您让我保护她？”
　　
　　“对。你保护她。你看着她。你不要让她死。她死了。毛人凤就赢了。毛人凤赢了。我就输了。”
　　
　　陈资平在电话那头笑了。很轻。像一根线在抖。
　　
　　“局座。我保护她。”
　　
　　电话挂了。戴笠把听筒放下。他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南京的中午。叶子黄了。风一吹。落了一地。他看了三秒钟。然后转过身。走到书桌前。坐下来。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
　　
　　“阮玲玉。你活着。真的‘零’和真的‘六’和真的‘八’就在。你活着。毛人凤就睡不着觉。你活着。我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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