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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第四章, 第十九颗

第五卷·第四章, 第十九颗 (第1/2页)

第五卷·第四章第十九颗
  
  一
  
  1946年3月22日。凌晨两点。南京。军统局本部。毛人凤办公室。
  
  毛人凤坐在办公桌后面。
  
  桌上摆着五颗扣子。铜的。圆的。刻着“南满”。他一颗一颗地排。第一颗。背面刻着“一”。旁边刻着“张作霖”。第二颗。“二”。“吴俊升”。第三颗。“三”。“刘维周”。第四颗。“四”。“张宗昌”。第五颗。“五”。“仪峨诚也”。五颗扣子。排成一排。像五只眼睛。看着他。他攥着。攥了很久。他翻过来。看背面。刻痕浅。铜色新。假的。他刻的。他镀的。他换的。假的。五颗。都是假的。
  
  他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南京的凌晨。天还没亮。黑黢黢的。像一口锅底。他看了三秒钟。然后转过身。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从最里面摸出一样东西。是一颗扣子。铜的。圆的。刻着“南满”。背面刻着“十九”。旁边刻着“毛人凤”。他刻的。他镀的。他换的。第十九颗。他自己刻的。他自己镀的。他自己换的。他攥着。攥了很久。铜面被他攥得发烫。他翻过来。看背面。刻痕深。铜色旧。他做的旧。他拿醋泡的。他拿火烤的。他拿砂纸磨的。他做了三个月。他把假的做成了真的。他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了扣子上。第十九颗。他自己的。
  
  他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南京的凌晨。他看了三秒钟。然后转过身。走到书桌前。拿起电话。摇了三圈。
  
  “喂。接线员。接上海。找韩志远。”
  
  电话通了。对面传来一个声音。年轻。干净。嘴角往上翘着。像在笑。
  
  “毛秘书。什么事?”
  
  “韩志远。你手里有十八颗真的。十八颗。都在你手里。”
  
  “对。”
  
  “阮玲玉手里有六颗真的。六颗。都在她手里。”
  
  “对。”
  
  “戴笠手里有一颗真的‘八’。贾金南手里有一颗真的‘九’。余立奎手里有两颗真的。李济深手里有一颗真的。张学良手里有四颗真的。我手里有四颗真的。十八颗真的。都在。只有五颗假的。在我手里。”
  
  “对。”
  
  毛人凤攥紧了听筒。指头关节发白。他低下头。看手心里的第十九颗。铜的。圆的。刻着“南满”。背面刻着“十九”。旁边刻着“毛人凤”。他刻的。他镀的。他换的。他攥着。攥了很久。然后他笑了。嘴角往上翘。但眼睛没动。像一块石头刻出来的。
  
  “韩志远。你手里有十八颗真的。我手里有一颗真的。第十九颗。真的。在我手里。”
  
  韩志远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长到毛人凤以为他挂了。
  
  “毛人凤。你手里那颗‘十九’。是假的。”
  
  “你说什么?”
  
  “我说。你手里那颗‘十九’。是假的。真的‘十九’。在阮玲玉手里。我刻了两颗。一颗真的。一颗假的。真的给了阮玲玉。假的给了你。你不知道。阮玲玉也不知道。只有我知道。”
  
  毛人凤攥紧了听筒。指头关节发白。他低下头。看手心里的第十九颗。铜的。圆的。刻着“南满”。背面刻着“十九”。旁边刻着“毛人凤”。他刻的。他镀的。他换的。他攥着。攥了很久。然后他笑了。嘴角往上翘。但眼睛没动。像一块石头刻出来的。
  
  “韩志远。你手里的零号扣子。是假的。”
  
  “你手里的零号扣子。是假的。”
  
  两个人同时说。两个人同时沉默。两个人同时攥着扣子。铜的。圆的。刻着“南满”。两个人都以为。自己手里那颗是真的。两个人都不肯放手。两个人都在等。等对方先松手。等对方先认输。等对方先露出破绽。
  
  二
  
  同一天。凌晨三点。上海。新闸路。沁园村。阮玲玉寓所。客厅。
  
  阮玲玉坐在客厅里。面前摆着六颗扣子。一颗“零”。一颗“六”。一颗“八”。两颗“十”。一颗“十”。六颗真的。都在她手里。她攥着。攥了很久。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上海的凌晨。天还没亮。黑黢黢的。像一口锅底。她看了三秒钟。然后转过身。走到书桌前。拿起电话。摇了三圈。
  
  “喂。接线员。接上海。找韩志远。”
  
  电话通了。对面传来一个声音。年轻。干净。嘴角往上翘着。像在笑。
  
  “阮小姐。什么事?”
  
  “韩志远。毛人凤打电话给我了。他说。他手里有一颗真的‘十九’。真的。在他手里。第十九颗。他自己刻的。他自己镀的。他自己换的。”
  
  韩志远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长到阮玲玉以为他挂了。
  
  “阮小姐。毛人凤手里那颗‘十九’。是假的。”
  
  “你手里的‘十九’呢?”
  
  “也是真的。”
  
  阮玲玉的呼吸停了。
  
  “两颗都是真的?”
  
  “两颗都是真的。韩德厚刻了两颗。一颗真的。一颗假的。真的给了你。假的给了毛人凤。但他把真的和假的换了。真的在你手里。假的在毛人凤手里。他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只有韩志远知道。”
  
  阮玲玉攥紧了听筒。指头关节发白。
  
  “韩志远。你手里有十八颗真的。十八颗。都在你手里。毛人凤手里有一颗假的‘十九’。一颗假的。在他手里。他以为是真的。他刻的。他镀的。他换的。假的。真的在你手里。不在他手里。你赢了。”
  
  韩志远在电话那头笑了。很轻。像一根线在抖。
  
  “阮小姐。我没赢。我哥赢了。他死了。他替我死的。他让我活着。让我赎罪。让我找到第三只手。我找到了。我找到了真的‘六’。真的‘八’。真的‘十’。我把它们送出去了。送给了你。送给了老周。送给了每一个需要的人。我找到了第三只手。我自己就是第三只手。我赢了。我替我哥报了仇。”
  
  三
  
  同一天。凌晨四点。南京。军统局本部。戴笠办公室。
  
  沈醉坐在戴笠的椅子上。
  
  他面前是戴笠的书桌。桌上还摆着戴笠的东西。一根钢笔。一个烟灰缸。烟灰缸里有一个烟头。烟头是“三五”牌的。戴笠抽“三五”。只抽“三五”。烟头上有牙印。戴笠思考的时候爱咬烟头。咬得扁扁的。他把烟头从烟灰缸里拿出来。看了一眼。又放回去。他把手伸进抽屉。第一个抽屉。里面是信纸。信封。邮票。第二个抽屉。里面是地图。军事地图。上面画满了箭头和圈圈。第三个抽屉。锁着。铜锁。小号的。沈醉从兜里摸出一根铁丝。捅了两下。锁开了。
  
  第三个抽屉里只有一样东西。一张照片。黑白的。边缘发黄。四个人。穿着军装。站在一个土坡前面。四个人都笑着。笑得很难看。照片背面有一行字。戴笠的笔迹:“民国十三年。湖州。四人结拜。王亚樵、戴笠、胡宗南、胡抱一。”
  
  沈醉把照片翻过来。正面。四个人。他认出了王亚樵。年纪最大。站在最左边。嘴角往上翘着。笑得最大声。戴笠站在他旁边。年轻。瘦。没有后来那种阴沉的表情。胡宗南站在第三。矮。圆脸。胡抱一站在最后。高个子。戴眼镜。
  
  沈醉看着照片上王亚樵的脸。他想起了一件事。民国二十五年。梧州。王亚樵死的时候。手心里也有一颗扣子。第八颗。他当时没在意。他以为那颗扣子只是一个物件。一件遗物。现在他想起来了。王亚樵手心里的扣子。背面刻着“八”。戴笠手心里的扣子。背面刻着“十”。贾金南拿走的那颗。刻着“九”。
  
  三颗扣子。三个人。王亚樵。戴笠。贾金南。
  
  沈醉把照片放回抽屉。关上。锁好。他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南京的凌晨。灯火稀稀拉拉。他想起戴笠说过的一句话。那天在重庆。戴笠坐在办公室里。他突然说。
  
  “沈醉。你知不知道。湖州结拜的时候。王亚樵跟我说了一句话。”
  
  沈醉问:“什么话?”
  
  戴笠说:“他说。‘雨农。咱们兄弟四个。早晚要死三个。’”
  
  沈醉当时问:“为什么?”
  
  戴笠没回答。他低头抽烟。抽了很久。
  
  现在。沈醉站在窗口。他看着南京的凌晨。他想起那张照片。四个人。死了两个。王亚樵。戴笠。还剩两个。胡宗南。胡抱一。
  
  第九颗扣子在贾金南手里。第十颗在戴笠手里。第十九颗在毛人凤手里。那第二十颗呢?
  
  四
  
  同一天。早上六点。北平。铁狮子胡同。张学良公馆。书房。
  
  张学良坐在书桌后面。桌上摆着四颗扣子。一颗“十”。一颗“四”。一颗“七”。一颗“八”。四颗真的。都在他手里。他面前站着赵四。赵四刚从南京跑回来。浑身是汗。喘着气。嘴唇干裂了。像一块干树皮。
  
  “少帅。毛人凤手里有一颗‘十九’。他自己刻的。他自己镀的。他自己换的。他以为是真的。”
  
  “我知道。”
  
  “韩志远说。毛人凤手里那颗‘十九’是假的。真的‘十九’。在阮玲玉手里。韩志远刻了两颗。一颗真的。一颗假的。真的给了阮玲玉。假的给了毛人凤。毛人凤不知道。阮玲玉也不知道。只有韩志远知道。”
  
  “我知道。”
  
  “阮玲玉手里有六颗真的。加上‘十九’。七颗真的。都在她手里。”
  
  “我知道。”
  
  赵四的瞳孔缩了。
  
  “少帅。您都知道?”
  
  “我都知道。毛人凤手里有一颗‘十九’。他自己刻的。他自己镀的。他自己换的。他以为是真的。韩志远说。毛人凤手里那颗‘十九’是假的。真的‘十九’。在阮玲玉手里。韩志远刻了两颗。一颗真的。一颗假的。真的给了阮玲玉。假的给了毛人凤。毛人凤不知道。阮玲玉也不知道。只有韩志远知道。阮玲玉手里有七颗真的。七颗。都在她手里。毛人凤手里有五颗假的。五颗。都在他手里。他以为是真的。他刻的。他镀的。他换的。假的。”
  
  张学良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北平的早上。天亮了。太阳出来了。照在院子里。照在老槐树上。照在光秃秃的枝桠上。他看了三秒钟。然后转过身。走到书桌前。拿起电话。摇了三圈。
  
  “喂。接线员。接上海。找阮玲玉。”
  
  电话通了。阮玲玉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很轻。很软。像一根线。但今天。那根线不抖了。稳了。
  
  “少帅。什么事?”
  
  “阮玲玉。你手里有七颗真的。七颗。都在你手里。毛人凤手里有五颗假的。五颗。都在他手里。他以为是真的。他刻的。他镀的。他换的。假的。你赢了。”
  
  阮玲玉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钟。
  
  “少帅。我赢了。但我还没完。毛人凤不会认输。日本人不会认输。他们会报复。他们会来杀我。他们会用别的方法。会用记者。会用小报。会用舆论。会用口水。会用刀子。不是杀我的身。是杀我的心。”
  
  张学良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长到阮玲玉以为他挂了。
  
  “阮玲玉。你听我说。你不要怕。你不要一个人。你不要吃任何人给你的东西。你不要喝任何人给你的水。你不要相信任何人。”
  
  阮玲玉攥紧了听筒。指头关节发白。
  
  “少帅。我不怕。”
  
  “你不怕。但你得活着。你活着。真的‘零’和真的‘六’和真的‘八’就在。你活着。毛人凤就睡不着觉。你活着。我就赢。”
  
  阮玲玉在电话那头笑了。很轻。像一根线在抖。
  
  “少帅。我活着。”
  
  电话挂了。阮玲玉把听筒放下。她转过身。看着窗外。窗外是上海的早上。太阳出来了。照在弄堂里。照在晾衣杆上。照在旗袍上。照在衬衫上。照在每一个走过的人身上。她笑了。嘴角往上翘。笑得很难看。但她在笑。她活着。她手里有七颗真的。她活着。她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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